自我有記憶以來，戰爭就是中東的代名詞，從兩伊戰爭開始，戰火就是新聞。二○○一年，世貿大樓遭到攻擊，恐怖主義興起，「中東」有了另一個刻板的面容，戰爭也有了新的型態，且仍然持續。巴勒斯坦出身的學者薩伊德炮火隆隆，指明西方，特別是美國社會對伊斯蘭世界的扭曲，而這扭曲多半源於陌生和新聞媒體：「最常發表誇大言論的人士並非學者，而是新聞記者。這些言論又被媒體立刻接收並進一步繪聲繪影。」
「（美國媒體）懷有同樣的中心共識。這種共識……塑造出新聞、決定什麼是新聞，以及如何讓它成為新聞。」薩伊德說，這種共識「不是源於嚴格的法律，不是陰謀，也不是獨裁。它是源於文化，或者更恰切地說：它就是文化本身。」因為對中東缺乏直接接觸，因為文化，因為認識不足，伊斯蘭世界呈現負面形象，而媒體又再現這類偏見，即使深入中東的記者也因語言問題錯誤理解。
薩伊德的說法是否公平呢？閱讀這些報導時，我們雖能發現既定立場（不論是西方觀點或是譴責獨裁），也察覺無法脫逃的是非框架：譴責戰爭發動者（自然不是西方），人民無辜悲慘需要被拯救……唯一更新的，就是哪裡發生衝突，又有多少人死亡。戰爭，總是這樣一個陳腔濫調，卻總是陌生的物事。但不總是如此。本書就是個證明。
作者珍妮‧德‧喬凡尼（Janine di Giovanni）出生美國，第一次封面報導就是巴勒斯坦起義，而後採訪大多繞著戰爭的代價而行，或到訪媒體遺忘的衝突之地。她寫過波士尼亞、索馬利亞、盧安達……到了阿拉伯之春後，她才專注在中東，甚至進駐敘利亞，將內戰的狀況傳播出去。我們可以想像這樣的記者，即使她背負著自己的文化，還是會一步又一步地朝著另一種文化靠近，因為大量接觸和觀察，至少傳達當地人的聲音。而所謂的「戰地記者」或許並非只是天真且具理想性而已，他們或者也在對方的價值觀中，找到自己的價值所在，而那就是普世價值，也是人類要達到的普同性。
這本書從一個世紀前的南斯拉夫戰爭開始說起。作者面對的不是當下的戰爭，而是追查許久以前的戰犯，她說，「這情緒像久久不退的高燒，也像瘧疾一樣，一旦染上就會潛伏體內，不斷復發。」她寫道，獨裁者耍了手段，逃過正義的審判。立場十分清晰。因此，當她要進敘利亞前，一個朋友勸阻她，說人類無法學到教訓，而她會氣憤不已，且怒氣永遠無法平息。這與最初提到的「高燒」是一個呼應，也是兩個戰爭的連結。事實上，在喬凡尼描摹敘利亞的戰局時，筆鋒也帶過好多場戰爭的回顧。
戰爭接著戰爭，互有異同，記者能做的就是揭開頭巾：作為中東最重要的歷史地區，敘利亞擁有各種派別和信仰，而這些派別和信仰在內戰中也有各自的故事和作用。這不是一個極端的伊斯蘭世界，也沒有被抹黑，人的生命、意念、選擇和對抗，在不同的時點、不一樣的經驗後，會和外在環境產生化學變化。這些因為接觸、對話和陪伴所刻描出的故事，是紮實的存在，也給了戰火裡的人們一個正確的發生位置。即使孩子們渴望戰爭平息，即使人們希望和平到來，即使痛苦無奈悲慘，但每個人都還是有自己的主體性，決定自己的相信或反抗，甚至逃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