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掌握空中優勢,陸軍可以移山:《地理的復仇》選摘(3)

「『我們移不了山』這句話綜合出美國陸軍對於派兵進入波士尼亞和科索沃的初步反應。但是情況證明,只要我們掌握空中優勢,陸軍不是不能移山。」(圖為空軍雷虎小組4。資料照)

「『我們移不了山』這句話綜合出美國陸軍對於派兵進入波士尼亞和科索沃的初步反應。但是情況證明,只要我們掌握空中優勢,陸軍不是不能移山。」(圖為空軍雷虎小組4。資料照)

一九九○年代攻打伊拉克開始被視為正義之師,美軍若能及時、全力釋出,即發動地面攻擊,它會被認為是對抗歷史與地理的雄兵。理想主義者熱切地高聲呼籲在索馬利亞、海地、盧安達、波士尼亞和科索沃動用武力,但布倫特.史考克羅夫(Brent Scowcroft)和亨利.季辛吉等現實主義派則力主節制,而被譴責為鐵石心腸。

可是,事實上,一九九○年代不是全面軍事力量的年代,而是明顯的空中力量的年代。空中力量是一九九一年把伊拉克部隊趕出科威特的關鍵重大因素:這一次戰爭,地理讓高科技戰爭容易進行,作戰是在雨水稀少、毫無地理特徵的沙漠進行。空中力量也是四年之後終結波士尼亞戰爭的重大因素,並且雖有種種限制,又四年之後靠著它在科索沃打贏米洛塞維奇。阿爾巴尼亞族裔難民終於重回家園,而米洛塞維奇則一蹶不振,二○○○年也垮台。「我們移不了山」這句話綜合出美國陸軍對於派兵進入波士尼亞和科索沃的初步反應。但是情況證明,只要我們掌握空中優勢,陸軍不是不能移山。

地理在巴爾幹的確是障礙,但空中力量很快就克服它。接下來,美國空軍及海軍戰鬥機巡邏伊拉克的禁飛區,把海珊封鎖在老巢裡十幾年。結果是一些菁英驚佩美國軍事力量之強大,充滿道德義憤,抨擊老布希和柯林頓政府沒有及時出兵在巴爾幹拯救二、三十萬人免於種族屠殺的厄運(更不用說沒能拯救盧安達一百萬條人命)。這種心態至少會使某些人走上冒險主義,果真也是如此。於是它造成下一個年代部分解除了慕尼黑比喻,讓地理收復它在九○年代失去的面子。由於空中力量,九○年代的地圖縮為兩度空間。但三度空間地圖很快就恢復:在阿富汗山區,以及伊拉克危險的巷道裡。

一九九九年,衛瑟蒂爾抒發了自由派知識分子圈愈來愈常見的感受,他寫道:

柯林頓不肯把剷除這個惡棍(米洛塞維奇)列入他的戰爭目標,這件事最鮮明的一點是,他本人繼承了其前任不肯把剷除另一個惡棍列入他戰爭目標的結果。一九九一年,五十萬美國大軍距離海珊只有幾百公里,布希並沒下令他們開進巴格達。他的將領害怕會有傷亡──他們剛結束一場自身零缺陷的戰爭。他們也注意到伊拉克的「領土完整」,彷彿這個國家若是崩潰後所造成的悽慘後果,將會和北方庫德人、南方什葉派因這個國家的存在所遭遇的悽慘,不相上下。

巴爾幹屠夫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wikipedia/public domain)
在巴爾幹因種族屠殺二、三十萬人,被稱為「巴爾幹屠夫」的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wikipedia/public domain)

這就如同想像中的中歐邊境毫無限制、延伸到了美索不達米亞。當然,情勢可以有不同的發展。但是,二○○六年,在國家崩潰後,伊拉克宗派分裂、殺戮最盛,堪可媲美海珊對國家所造成的暴政,衛瑟蒂爾很有風度地懺悔這是「對傲慢的焦慮」。他承認儘管他支持戰爭,卻已經無言以對。他並不是支持入侵伊拉克的人士當中跳出來努力撰文自清的唯一一人。

我發表文章支持伊拉克戰爭,也是力促小布希政府入侵的人士之一。

我對美國軍方在巴爾幹的力量印象深刻,並且鑑於海珊直接、間接所殺害的人數已超過米洛塞維奇,也認為他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是個戰略威脅,當時的我認為干預是必要的。我也是太接近我的故事的作家:我在一九八○年代到過伊拉克採訪,觀察到海珊的伊拉克比起哈菲茲.艾爾.阿塞德(Hafez al-Assad)的敘利亞更加凶橫地壓迫人民,我變得熱中於推翻海珊。後來有一說法,說是因為關心以色列安危及支持它擴大領土,才有許多人支持伊拉克戰爭。但是我在這段時期接觸新保守主義派和某些自由派的經驗是,波士尼亞和科索沃在他們的思維中分量比以色列重。干預巴爾幹得到戰略紅利,因此讓理想主義看待外交政策的作法顯得有道理。一九九五年介入波士尼亞,使得辯論從「北約組織應該存在嗎?」變成「北約組織應該擴大嗎?」一九九九年的科索沃戰爭和後來的九一一事件,更促使北約組織擴張到黑海。

對某些理想主義者而言,伊拉克就是一九九○年代熱情的延續。不論是多麼下意識,它代表地理的失敗或對其全然不理會,當時許多人都對美軍的力量目眩神迷。一九九○年代,賴比瑞亞和獅子山等西非國家,儘管凶殘、儘管體制上遠比伊拉克低度發展,卻被認為很有可能發展為民主國家。但是軍事力量、尤其是空軍力量,是背後那隻手,使得普世主義思想比起地形以及人類歷史經驗來得更加重要。

準備接受庭審前的海珊。(圖/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海珊不只是又一個獨裁者,而是從美索不達米亞的古代走出來的暴君,在許多人心目中堪比希特勒或史達林,而且咸信他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圖為準備接受庭審前的海珊。資料圖,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九一一事件之後要如何處理海珊這個棘手的兩難問題,慕尼黑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雖然美國本土剛遭受不遜於珍珠港事件的攻擊,但美國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地面戰爭經驗很有限,或至少是不愉快的。況且,海珊不只是又一個獨裁者,而是從美索不達米亞的古代走出來的暴君,在許多人心目中堪比希特勒或史達林,而且咸信他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想到九一一事件──想到慕尼黑──如果我們不採取行動,歷史絕對不會原諒我們。

當慕尼黑導致過度干預時,早先消失的另一個類比──越南──又應運復活。這麼一來,開啟了後冷戰下一個知識周期。

下一個周期約略相當於二十一世紀前十年,以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苦戰這段時期。在這段期間,「現實主義者」和「務實派」成為受尊敬的表徵,代表這些人從美國開始在美索不達米亞冒險之初就有疑慮;同時,「新保守主義派」成為笑柄。在一九九○年代,世界偏遠角落的族裔和宗派歧異,被視為好人應該努力克服的障礙──或是被貼上「宿命論」或「命定論」的標籤。在接下來的十年裡,這種仇恨被認為是我們避免軍事行動的警訊。如果我們必須挑出一個時刻做為越南類比超越慕尼黑類比的分水嶺,那就是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什葉教派在薩馬拉(Samarna)的阿斯卡里清真寺(al-Askariyah Mosque)遭遜尼教派凱達組織極端分子炸毀,觸發伊拉克境內不同宗派互相施暴的風波,美軍根本無力制止。突然間,我們的地面部隊身陷於原始仇恨和紊亂力量之中,顯得毫無力量。美軍力量沛然莫禦的新神話,誕生於巴拿馬和第一次波斯灣戰爭,在索馬利亞稍有損傷,然後在海地、波士尼亞和科索沃修復好、又發光發亮,現在又再度破碎,理想主義也賠上信譽。

慕尼黑代表的是普世主義,是照顧全球及偏遠國家的福祉,越南在精神上則是國內考量。在五萬八千名士兵殉國後,它著重的是照顧好自己。越南給我們的教訓是,有悲劇式的想法就能避免悲劇。它批評不間斷的狂熱,因為它代表事情會一發不可收拾。沒錯,當初就是出於理想主義的使命感,美國才陷入東南亞這場衝突。美國當時處於承平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繁榮的巔峰,而越南共產黨是二十世紀最殘暴、最頑強的一夥人,在美軍第一批正規部隊進駐前已經殺害了上萬名自己的同胞。還有什麼戰爭會比它更吻合正義呢?地理、距離、我們本身六十年前(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在菲律賓叢林另一場非正規戰爭的可怕經驗,在我們介入越戰之前,根本沒人想到。

越南是在國家歷經創傷後大盛的一種類比。現實主義並不會激動。只有在缺乏了它,使得局勢變得十分糟糕時,它才會受到尊敬。的確,姑且以伊拉克為例。美軍陣亡近五千人、另有三萬多人重傷,加上或許數十萬名伊拉克人的死亡,耗費已經超過一兆美元。即使伊拉克會演進為半穩定的民主國家及美國毫無保留的盟國,代價仍然太過高昂,有人指出,實在很難看到其成績的倫理價值。伊拉克傷害到某些人心理的一個關鍵元素:美國投射力量一向都會有道德結果。但是其他人明白,即使是像美國這樣愛好自由的民主國家,任何國家若不加節制運用力量,未必就吻合道德。

伴隨著對現實主義一股新的敬意,今人對十七世紀哲學家湯瑪士.霍布斯(Thomas Hobbes)重啟研究興趣。霍布斯歌頌恐懼的道德益處,認為暴力的無政府狀態是對社會的主要威脅。霍布斯認為,害怕死於暴力是文明人自我利益的礎石。透過建立國家機制,人類把對死於暴力的恐懼──一種包羅萬象、共同的恐懼──換成只有違背法律的人才需面對的恐懼。城市中產階級很難理解這種觀念,因為他們早已和人類的自然環境失去接觸。但是伊拉克分崩離析所出現的可怕暴力,和盧安達及波士尼亞在某些方面又不同,它不是單獨一個有組織的死亡機器所造成的結果,而是秩序的徹底瓦解,勾起我們許多人去想像人類的原始狀態。霍布斯因此成為這個後冷戰時代第二個周期當紅的哲學家,好比以撒.柏林是第一周期的代表人物。

因此後冷戰把我們帶到現在這個狀況:讓我們認識到,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數十年與它對抗的極權主義,在少數情況下,或許比起沒有人當家做主的狀況還要更好。有些東西比共產主義更可怕,而我們在伊拉克把它們帶出來。我支持政權更易,但我仍要這樣說。

二○○四年三月,我來到科威特沙漠中的尤達利軍營(Camp Udari)。我被安排在陸戰隊第一師某營,全師即將開拔由陸路前往巴格達及伊拉克西部,接替派駐當地的陸軍八十二空降師。這是一個帳篷、棧板、貨櫃箱的世界。七噸重卡車和悍馬車滿山遍谷、一望無垠,一路往北前進。美國介入到伊拉克的規模很快就相當明顯。這時發生沙塵暴、又吹著冷冽如冰的大風。豪雨大作,車輛拋錨。我們根本還沒展開長達幾百公里的前進巴格達行動呢。幾年前認為推翻海珊還不是跟推翻米洛塞維奇一樣易如反掌的美軍將領,根本沒把這段旅程當一回事。一路上汽油、煤油味刺鼻的一塊又一塊柏油地面,原來是包工蓋好的卡車修復廠,預備隨時搶修北上的車隊。引擎聲和發電機聲在黑夜中低沉作響。經過好幾天最複雜的後勤作業──儲存及運輸礦泉水、現成口糧乃至工具箱等補給品──我們終於跨越險阻的沙漠,到達巴格達西邊的法魯加(Fallujah)。區區幾百公里路而已!這還只是美軍占領伊拉克全國最簡單、未涉及交火作戰的部分。要說實質地形不復重要,鐵定是錯的。

《地理的復仇》書封(圖為麥田出版提供)
《地理的復仇》書封(圖為麥田出版提供)

*作者為美國資深記者、地緣政治專家,在台出版作品包括《世界的盡頭》(馬可孛羅)、《南中國海》(麥田)等,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地理的復仇:一觸即發的區域衝突、劃疆為界的地緣戰爭,剖析地理與全球布局終極關鍵》(林添貴譯/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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