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煌雄專文:焚而不燬的黨外精神

美麗島事件進行軍法審判,7名被告(左起):張俊宏、黃信介、陳菊、姚嘉文、施明德、呂秀蓮、林弘宣出庭。(維基百科)

美麗島事件進行軍法審判,7名被告(左起):張俊宏、黃信介、陳菊、姚嘉文、施明德、呂秀蓮、林弘宣出庭。(維基百科)

一、引言

二次戰後,由於二二八所帶來的「創傷」,台灣歷史走過一段漫長而陰暗的幽谷。從1947年2月到1987年7月(解嚴),至少經歷一個世代以上的歲月,台灣歷史才漸漸從冬眠中甦醒過來,展現春天的氣息。

百年台灣,繼蔣渭水世代所締造的黃金十年,李登輝世代所遭遇的悲愴年代,黨外世代經由共同的努力,開創出台灣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年代。

在戒嚴體制下,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不容許政黨競爭的形勢出現,因此當《自由中國》所代表的知識份子準備和代表草根的台灣無黨政治人物,進行有組織的結合時,國民黨便逮捕雷震等人,籌組中的中國民主黨胎死腹中。

1977年的5項地方公職選舉,因中壢事件使黨外在省議員與縣市長方面獲得2成左右的當選席位,黨外力量大增;1978年底,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人士助選團所帶動的氣勢,以及因中美斷交所引發的選舉中止,加上,黨外逐漸形成美麗島政團所開展的巡迴演講,都將二二八以來長期被壓抑的民心激發出來,最終國民黨以赤裸裸的手段進行大逮捕。

施明德在美麗島大審時,不同於其他被告嚴肅的表情,面帶微笑神情輕鬆,對於死亡毫不畏懼。(維基百科)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許多重要黨外人士遭到逮捕與審判,甚至一度以叛亂罪問死,史稱「美麗島大審」。(維基百科)

美麗島事件以後,黨外再出發;2年之內,黨外又從政治上的冬天邁向春天。國民黨面對黨外的焚而不燬,高壓不成,改用分化,但大江東流擋不住,與美麗島政團有著血肉相連的民進黨,終於突破黨禁,昂然在戒嚴統治下成立第一個具本土性的政黨,此時點距美麗島事件約7年,距自由中國事件約26年。

民進黨的成立,代表台灣走向政黨政治競爭的開端。民進黨更進而以總統直選制引導中央政治體制的改變,從而在2000年總統大選中,首度贏得中央執政,開啟中華民國政府政黨和平輪替的先例,台灣的民主成就,儼然成為全世界第3波民主化國家的典範。

二、爭取民主的年代

  • 從《自由中國》到省議會

‧《自由中國》

從歷史觀點言,發行持續約11年的《自由中國》半月刊雜誌,可說是因政治局勢的變化而創刊,又因政治情勢的變化而被迫停刊。

1949年,胡適與雷震等人鑒於國共內戰所帶來的風雲突變,有意仿效二戰初期戴高樂成立「自由法國」的作法,決心創立《自由中國》刊物,胡適在《自由中國》的發行宗旨上寫道:

我們在今天,眼看共產黨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層十分嚴密的鐵幕。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無法存在。……我們實在不能坐視這種可怕的鐵幕普遍到全中國。因此,我們發起這個結合,作為「自由中國」運動的一個起點。

我們的宗旨,就是我們想要做的工作,有這些:

第一、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各級的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

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不讓他擴張他的勢力範圍。

第三、我們要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域的同胞,幫助它們早日恢復自由。

第四、我們的最後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

這四條宗旨,一直被雷震拿來當做精神指標,附印在每一期《自由中國》的內頁之中;而創刊號的發刊詞與第二期的社論均強調「反共抗俄」的必要。從發刊宗旨到發刊詞可看出,《自由中國》刊物的推動者,原先還評估國民黨與共產黨尚可在大陸「劃(長)江而治」,但隨著戰局急轉直下,國民政府從南京遷到廣州,又遷到重慶,最後來到台灣。當國民政府退到台灣之時,也正是自1928年取得領導地位的的蔣中正陷於政治生涯低潮之時,當時國民政府處境艱難,軍事敗退,外交失勢(美國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因此實有必要爭取「海外的第三勢力運動」,以穩定人心,《自由中國》似剛好填補了此一需求。因此初創階段的《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當局之間,有過蜜月期,經費由教育部補助,雜誌社使用的建物由台灣省政府提供,國軍部隊也訂閱《自由中國》刊物。

自由中國,曾經是一代年輕人共同的啟蒙。(允晨文化提供)

發行持續約11年的《自由中國》半月刊雜誌,可說是因政治局勢的變化而創刊,又因政治情勢的變化而被迫停刊。(允晨文化提供)

但隨著韓戰爆發,美國一面對中共採取圍堵政策,一面恢復對我美援,下令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又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國際局勢的變化逐漸有利於中華民國;而國內政局也漸趨穩定,《自由中國》對政府當局的意義,已不再如創刊之初那樣的急切,兩者關係乃漸漸發生變化[1]。於是以「反共抗俄」起家的《自由中國》,漸漸將論政的方向從原先對中共、蘇俄的批判轉移到對台灣內部問題的反省與檢討,且隨著國民黨越走向黨國體制,與《自由中國》所倡導的自由民主理念越不相容,兩者關係乃漸行漸遠,終至走上對抗。

1956年10月31日是蔣中正70大壽,蔣總統向全國表示,「婉辭祝壽,提示問題,虛懷納言」;《自由中國》順勢推出「祝壽專號」,公開向蔣總統建議:(一)選拔繼任人才;(二)確立內閣制;(三)實行軍隊國家化。此一「祝壽專號」,引發國民黨及軍方嚴厲批判,稱《自由中國》為「共匪統戰鋪路」。1957年8月起,連續7個月,《自由中國》以「今日的問題」系列探討當前政治面貌,並提及到「反對黨問題」,認為「客觀情勢指出,在今日自由中國出現新的反對黨,應有極大的可能。」

1960年5月18日,無黨籍人士和民青兩黨人士,針對4月份的省議員選舉,召開「在野黨及無黨派人士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與會人員包括雷震、李萬居、高玉樹、吳三連、楊金虎、許世賢、郭雨新、郭國基、蔣勻田、朱文伯、齊世英、傳正等72人,會中強烈批判選舉舞弊,其中,郭國基的一段發言為後來的組黨行動起到關鍵性的影響,他說:「今天民青兩黨的力量委實太小了……他們(國民黨)目中無人,一向專制獨裁,對民青兩黨對於他們種種不滿意的行為,可以置之不理,這是由於民青兩黨本身的力量不夠大,所以我希望把民青兩黨整個全部解散,和台灣一般民主人士共同來組織一個強有力的在野黨,發揮民主的力量。」郭國基此一談話,促使會議決議「組織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以下稱「選改會」)。

同年6月,「選改會」發表李萬居、雷震、高玉樹擔任發言人,李萬居在致詞中表示:「這一個月來,我們所積極籌備的工作,都是『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實際上是在替組織新的反對黨做鋪路的工作。」其後,「選改會」選出李萬居、雷震、高玉樹、夏濤聲、吳三連、郭雨新、齊世英、李源棧、郭國基、許世賢等17人為召集委員,並先後在台中、嘉義、高雄舉行選舉改進座談,8月在中壢的選舉改進座談會上,雷震宣布新黨將於9月底或10月初正式成立。

在新政黨籌組的過程上,國民黨當局所掌控的黨政軍各種媒體,群起圍攻,9月1日,「選改會」發表緊急聲明:「我們鄭重聲明我們組織新黨,係基於愛國心切,不能坐視因國民黨的一黨專制,過分集中政治權力而誤人誤國?我們明知組織中的新黨,在看得到的未來,無法獲得政權,但是一個政黨在民主國家,不是沒有執政就無存在的意義。我們雖然一致團結努力籌組新黨,但到現在所受的阻礙干擾與分化等情事,真是不勝枚舉。如每次開座談會總是受到警備司令部干擾。我們發起人之一的吳三連於國民黨當局向他的事業集團施用壓力之下,不得不暫時出國六個月,中心人物之一的雷震及其他負責籌組各人,均有大批特務跟蹤,甚至散步住宅四周,如臨大敵。其他向對李萬居的公論報、高玉樹幾年前市長任內施政措施,製造種種干擾,……。在此我們必須再作鄭重聲明:『由於組織新黨的運動已是海內外民主反共人士一致的願望,而在國內是由下起來的潮流。我們現在對於新黨的政綱、政策、黨名及黨章等都已有了初步的定案,預定在9月底以前即可宣告成立,我們敢斷定這不是任何干擾所能阻止的。』」

9月4日,雷震及從「蔣經國之路」走向「雷震之路」的傅正等四人被捕;9月10日,「選改會」召開召集人會議,作成3項決議:「一、決定將選改會撤銷,即日成立『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會』,仍推定雷震、李萬居、高玉樹為發言人,在雷震未恢復自由前,由李萬居、高玉樹兩人負責。二、要求立即釋放雷震、傅正。三、籌組新黨工作,決不因此而退縮……此一趨向,決非任何壓力或打擊所能阻止。」10月8日,雷震被判十年徒刑,傅正交付感化三年(後又再裁定感化三年);10月17日,李萬居、高玉樹就雷案再發表聲明:「雷震是一個政治事件……新黨運動決不會因此停止……同時亦阻嚇不了大陸人與本省人共同攜手合作,以推動民主愛國的運動。」

國民政府來台後第一次組黨運動,隨著雷案發展,歸於沉寂。

‧ 省議會:「五龍一鳳」

由於日本統治台灣期間,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台灣「先覺者」在「大同團結」抗日期間共同的政治訴求,時間長達10年以上;而蔣渭水影響下的台灣民眾黨在氣勢大好之際,又全島巡迴演講,要「大家覺醒起來,要求真正的地方自治」;從台灣民眾黨分離而出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又以「確立台灣地方自治」為唯一奮鬥目標;台灣總督府在這種背景及時局逼迫下,終於1935年11月22日實施一次有財產權限制的地方選舉。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之後,凜於這種歷史發展,於1946年4月15日,經由各縣市參議會間接選舉方式,從1180位候選人中選出30位省參議員,產生台灣省參議會。當年在台南縣以48票,全省最高票當選省參議員的李萬居,曾公開表示:「選舉的情況非常良好;選舉的經過是熱烈、緊張、而又有條不紊、秩序井然。可看出本省同胞對於政治的關心,並已具有高度的自治素養。」內政部派到台灣監選的民政司長楊君勵,也於選後發表談話說:據我所看到各參議會投票情形,非常莊嚴慎重,有一位市參議員對我說,他們選舉省參議員至少經過一星期的考慮,始決定人選;特別是他們在投票時,均向國父遺像鞠躬,默禱其選舉的人成功,然後將選舉票投入票匭,再深深一鞠躬,然後退至原座,面部表情極其莊重,這種情形令旁觀者極為感動,而且肅然起敬。

這就是在台灣選舉史上令人懷念的選舉純樸階段的寫實。但隨著二二八發生,以及其後國民黨不惜一切手段操控選舉的作法,像省參議員時期那種純樸選舉的範例已成為歷史的難得畫面。二二八也使不少省參議員犧牲;二二八之後的台灣省參議會,「議政方向有了變遷,大體而言」,正如鄭牧心在《台灣議會政治四十年》一書所說,「已從光復初期所謂『心向祖國,建設台灣』,不避不諱地觸及各類尖銳而敏感的課題,退縮到二二八事變後謹守地方自治之一隅。」

台灣省諮議會於2001年12月編印《台灣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暨省議會時期史料彙編計畫》,在序中寫道:「民國34年4月15日由各縣市參議會間接選出30位省參議員,其中李萬居、吳三連、郭雨新、郭國基、許世賢、李源棧等6位民主先進,從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乃至省議會時期,先後或同時在議會問政,惟皆非國民黨籍省議員,在議會積極扮演了監督的角色,素有『五龍一鳳』著稱,這6位議員的建言、著作,對於台灣整個民主政治的發展,頗具激勵作用,因此這些史料極具保存之價值」。依台灣省諮議會所編印之「五龍一鳳」共11冊史料彙編,參酌薛化元所發表〈台灣省(臨時)省議會地方自治改革的主張──以五龍一鳳為中心的討論〉,可看出從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到省議會時期,以「五龍一鳳」為代表,對地方自治的主張,包括(一)地方自治法制化:要求成立正式省議會與省議員直接民選;以及依據憲法,儘速制定省縣自治通則,完成省長民選;(二)中央侵奪省級的權限;(三)省對縣市自治權限的侵奪,包括縣市長無人事權、財政權及警察權;(四)黨化問題。另外,從「五龍一鳳」的史料彙編,也可看出國民黨操控選舉之一斑。

──「行政首長的『一人競選』,民意代表的『同額競選』,均屬不競當選。⋯⋯由政黨人員利誘威脅其他候選人使其『讓賢』,或以不當手段取消其他候選人資格,以造成黨提候選人不競當選的局面,則是臺灣特有的現象。」(郭雨新先生史料彙編)

──「第3屆省議員和縣市長的選舉,實在是臺灣地方自治史上永遠無法洗滌的一個大污點,⋯⋯全省各地所有軍警特務都大力干涉,就是軍公教人員也甚少不捲入選舉的漩渦,⋯⋯又有所謂『安全措施』,就是臨時投票快要結束的時候,如看到情形不對,即以非常手段,向(票)匭投下大量的冒領票⋯⋯」(李萬居先生史料彙編)

──「本省地方選舉在開票時常有所謂『安全措施』舞弊情事,請政府切實查禁防止非經選舉監督核可,不可無故突然中止開票疑案」(郭國基先生史料彙編)

──「⋯⋯今天你說『安全措施』不知道,我則以為全省盡人皆知」、「民間所傳以風琴音符1、2、3、4形容之譏諷,就是指責各地投票所在投票快要結束之前,尚有甚多選民未到場投票,利用這個機會,一人可用10個手指各捺指模領票,即可投下10張選票,⋯⋯」(吳三連先生史料彙編)

──「⋯⋯他們仍不以為滿足,甚至將『第3者地位』之辦理選務人員,如各投票所管理員監察員等,亦不許他人參加。」、「⋯⋯省議員、縣議員的選舉工作人員都是政府公務員,沒有給地方公正人士及我這無黨無派者參加,⋯⋯假使還是那樣做的話,譬如一張選舉票明明寫的是郭國基,而念別人的名字。第二、沒有開始投票以前,票匭內已經有幾百票幾千票在裡面了。第三、領票的人沒有領,剩下的自己蓋章去投自己的人。」(郭國基先生史料彙編)

──「今天選舉開倒車,選舉用錢買收的風氣非常厲害⋯⋯『選賢與能』變做『選賢與財』⋯⋯選風之敗壞,一屆不如一屆,民主政治前途,障礙重重。」(李源棧先生史料彙編)

「五龍一鳳」稱號的臺灣省議員(由左至右):李萬居、郭雨新、許世賢、郭國基、吳三連、李源棧。(來源:張進通許世賢文教基金會)
「五龍一鳳」稱號的臺灣省議員(由左至右):李萬居、郭雨新、許世賢、郭國基、吳三連、李源棧。(來源:張進通許世賢文教基金會)

紀展南所著《許世賢傳奇》一書,曾寫道:五龍一鳳的問政風格始終一貫:「揭櫫弊端,指出施政缺失,反映民冤民怨,並誓願為民主政治與自由人權奮鬥。」以「五龍一鳳」為代表的省議會,處在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悲愴歲月的歷史投影下,雖然將「原本蓬勃興起的議政浪潮大幅退縮到僅對地方自治做最低限度的要求」,但已屬省議會中的空谷足音,多少也延續了蔣渭水世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所展現的台灣人尊嚴。李萬居以副議長身分,在省參議會閉幕典禮中這樣說道:「我認為一個議政機關的尊嚴,等於這個機關的人格或生命,必須予以維持,如果議政機關的尊嚴不保,健全的民主政治便無由建立……現在4年半已經過去,在維持議會尊嚴這一點上,我們勉強可以說無大愧咎。」

 

  • 從中壢事件到美麗島政團

1977年台灣地區5項地方公職選舉,黨外第一次在省議員與縣市長當選席次同時獲得2成的成績,這是黨外空前的豐收,而其關鍵,則是在開票過程上,爆發了台灣選舉史上第一次因作票而引發的中壢事件。

中壢事件的靈魂人物,為當時桃園縣長候選人許信良。許信良曾說:「中壢事件是偶發事件,是大家認為校長舞弊,就發生了,絕不是有計畫的陰謀事件。……慢慢了解中壢事件,會發現這是很自然的,那麼激烈的競選活動,民眾那樣關心選舉,國民黨縣黨部卻決心全面作弊,發生這種事是很自然的。……所以,中壢事件在那種情勢下會發生是很必然的。」

當年中壢事件時群眾包圍中壢分局的歷史畫面。(張富忠攝)
當年中壢事件時群眾包圍中壢分局的歷史畫面。(張富忠攝)

這一「偶然」、「自然」,而又「必然」發生的中壢事件,卻為黨外提供一個歷史性發展的新契機。黨外從1977年以後,從縣市長到省市議員,便以2成的成績,作為評估勝敗的基礎。我在投入政治的第一篇政論文章〈今年五項公職選舉的歷史意義〉,指出從歷史觀點考察,今年5項公職選舉所顯示的意義有三:

 一、新生代力量的崛起:所謂新生代係包括候選人與選民而言,他們完全是在現行教育體系下長大,並擁有現代知識武裝,他們共同特點是:有抱負、有熱情、愛打抱不平、目無權威,且多少有受挫感。具有這些特點的選民,當然無法以任何非法方式購買其選票,加上他們在人口結構中所佔比例越來越多,他們的自由意志便成為決定選舉勝敗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具有這些特點的候選人,為與傳統只能依靠組織、家世、經濟基礎或「結拜兄弟」出身的候選人劃分界限,也極力強調「新理想、新作風、新精神」。此次選舉揭曉以後最值得注意的現象之一,便是這些新生代的候選人,在以新生代為主和對新生代寄予厚望的選民的合力支持下,不僅都當選了,而且都在花費最少的情形下,以超乎他們起初預料之外的最高票數當選。這個事實充分說明新生代的力量已在台灣地區的政治舞台上開始旋轉了,可以預見的,這個力量在未來不僅將越放出其光芒,而且將越表現出其挑戰性。

二、支配式角色的消失:執政黨在這次總共1318個職位的競選中,獲得1121席,其中包括臺灣省20個縣市長中獲得16席,77個省議員中獲得56席,857個縣市議員中獲得714席,313個鄉鎮縣轄市長中獲得292席,台北市51個市議員中獲得43席,這些當選名額占執政黨提名名額的96~98%,占5項公職當選總額的85%以上;其餘非國民黨籍的當選人士之中,尚有一些國民黨黨友。這種當選紀錄,如果發生在全世界所有經由選舉以產生政府和議會的任何選舉先進國家,不但會視為是一種壓倒性的勝利,甚至可能帶來有志之士的隱憂,認為權力分配的不均衡將導致權力的獨佔和壟斷。但檢視執政黨及其所屬宣傳媒體在選舉以後所發表的各種評論,雖然一再強調此次選舉的成功及其政治意義,卻無法掩飾其內心深處存有一種受挫感。這種受挫感與其說是因失敗而產生,毋寧說是因失落而產生;所失落的,與其說是實質上的,毋寧說是觀念上的;這項觀念便是執政黨在臺灣地區引進選舉制度時,如影隨形帶來的「支配者」角色。這種不合乎選舉本質的角色,經由此次選舉的衝激,以及更重要的,隨著民眾力量的抬頭,必將從此漸漸消失。

三、裁判者的還我面目:選舉的本質是競爭的,而非支配的;競爭的最後裁判者為民眾,而非超越民眾之上的任何團體或個人。以往的選舉,由於執政黨一向扮演「支配者」的角色,民眾在自覺或不自覺之中,便累積一種影像,認為所謂選舉其實只是執政黨變相的內部手續,執政黨提名的,固然可篤定當選,提名以外的剩餘名額,也須視執政黨的態度而定。這種影像即使不倒置民眾作為選舉裁判者天經地義的角色,至少也使這項角色一時陷入冬眠狀態。但這次選舉的結果,不僅使這種累積的影像與事實不合,而且也使民眾一度陷入冬眠、甚至被扭曲的作為選舉裁判者的角色從此恢復。所以此次選舉對民眾的最大意義,並不在那些候選人當選,而在民眾以本身動員的偉大力量,堅定地證明民眾才是選舉勝負的真正決定者。這項主人翁意識的重新體認,如果能持續而有效的深根,並蔚成一種共信而不可侵犯的神聖理念,不僅可激勵人心與士氣,最終必可帶動政治面貌的改變。

從1977年12月20日第6屆台灣省議員就職日起,霧峰省議會就變成新的政治焦點,新的民意中心,閉嘴獅子張口了,在以林義雄、張俊宏為代表的黨外省議員共同努力推動下,省議會發出春雷,開啟劇變的時刻,從逐客風波、誓詞風波、方言質詢……一直到「大軍壓境」,攪動了從二二八以來長期蟄伏的人心,更激發不少新人加入黨外陣營。1978年年底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便吸納多位新生代知識份子如呂秀蓮、姚嘉文、黃煌雄、陳鼓應、王拓、張德銘等人投入參選立委與國代。

在以現任省議員與縣市長為支撐的基礎下, 1978 年年底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最大一項特色,便是經由黃信介出面,宣布組成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成立黨外競選總部,由黃信介擔任總連絡人,施明德擔任執行秘書,並提出台灣黨外人士共同政見。

台灣黨外人士共同政見

我們認為人權是人類最神聖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國家和政府的存在價值,就在於促進與保障人權。我們深信:民主、自由是我們不容剝奪的政治人權;免於剝削、免於匱乏是我們務必享有的經濟人權;而人格尊嚴、公眾福利是我們應該擁有的社會人權。我們堅信申張人權是我們救國自救的唯一方向。

為了追求我們的政治人權、經濟人權、社會人權,我們主張聯合所有愛鄉愛國的同胞,共同致力於「十二大政治建設」。

1. 徹底遵守憲法規定: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省市長直接民選;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化,各級法院改隸司法院;廢除違警罰法;思想學術超然化,禁止黨派黨工控制學校;言論出版自由化,修改出版法,開放報紙雜誌;參政自由化,開放黨禁;旅行自由化,開放國外觀光旅行。

2. 解除戒嚴令。

3. 尊重人格尊嚴,禁止刑求、非法逮捕和囚禁,禁止侵犯民宅破壞隱私權。

4. 實施全民醫療及失業保險。

5. 廢除保護資本家的假保護企業政策。

6. 興建長期低利貸款的國民住宅。

7. 廢止田賦,以保證價格無限制收購稻穀,實施農業保險。

8. 制定勞動基準法,勵行勞工法,承認勞工對資方的集體談判權。

9. 補助漁民改善漁村環境,建立合理經銷制度,保障漁民的安全和生活。

10. 制定防止環境污染法和國家賠償法。

11. 反對省籍和語言歧視,反對限制電視方言時間。

12. 大赦政治犯;反對對出獄政治犯及其家族的法律、經濟和社會歧視。

由於黨外候選人較多,水準較整齊,比較擅長宣傳,又有統一政見,並有黨外助選團的巡迴演講,1978年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乃成為台灣選舉史上民氣最為激昂的一次。然而,當競選活動正如火如荼進行的時候,12月16日,美國總統卡特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當日蔣經國總統發布緊急處分令,將選舉延期舉行,即日起停止競選活動。12月25日,黨外競選總部召開黨外人士國是會議,發表連署聲明,重申「堅決維護民主憲政,反對暴力,熱愛和平」的基本立場,並呼籲盡速恢復選舉;依施明德主持的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所編《珍藏美麗島──台灣民主歷程真紀錄》,其中一本《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所載,並於討論過程上推舉余登發為黨外總部最高領導人。

1979年1月,擔任黨外領導人不到一個月,爆發余登發事件,余登發父子被捕,黨外人士緊急聚會,共同發表〈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書〉,齊集在高雄縣橋頭鄉,舉行示威遊行,這是戒嚴統治下第一次政治性的示威遊行。

橋頭示威遊行,造成許信良縣長被停職兩年,歷經余登發案與許信良案,國民黨與黨外關係呈現緊繃的狀態,黨外在回應、抵抗國民黨政治壓迫的同時,也在進行常設組織化的工作。

1979年8月,黃信介創辦《美麗島》雜誌並擔任發行人,許信良為社長,呂秀蓮、黃天福為副社長,施明德為總經理,張俊宏為總編輯,姚嘉文、林義雄任《美麗島》發行管理人,雜誌以社委的形式組成,網羅了全台灣各地的黨外人物。

從9月8日在中泰賓館舉辦盛大的創刊酒會後,接著又在全台各地分別設立分社及服務處,《美麗島》雜誌因而儼然成為美麗島政團,有如政黨組織,《美麗島》雜誌發行量迅速成長到14萬本,並相繼在各地舉辦各種活動,直到同年12月10日在高雄市舉辦國際人權日紀念活動,爆發了轟動海內外的美麗島事件。

經由美麗島事件的發生,國民黨政府以30多年來前所未有的動作,包括大逮捕與大起訴,來對待黨外的行動,並有意識地想終結黨外自1977年以來所蔚成的氣勢與力量。國民黨的鎮壓行動,使黨外轉入寒冷的冬天。

[1] 薛化元在《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一書,曾將《自由中國》與國民黨官方的互動,分作交融期、摩擦期、緊張期、破裂期、對抗期五個階段。

*作者為台灣研究基金會創辦人,前立委、前監察委員。本文為作者於「爭取民主的年代」研討會發表的論文〈論焚而不燬的黨外精神〉第一部份。共同作者黃向成為台研會兼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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