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我個人研究臺灣偉人塑像廿周年紀念。就像我們每個人生命中那些值得紀念的日子，生日、戀愛或結婚紀念日、入新厝、迎接或送走自己心愛的人事物的那天，能夠深刻體驗到這種悸動的，大概只有自己和身邊親密的家人與朋友；歷史教科書是不會將這些「私人」的事情記錄下來，而總是些帝王將相、大事件與重要發明等在獨佔著我們對過去的認知。
大多數的人（包括我自己）都不曾在歷史書籍中讀到自身家族裡任何一個人的名字，卻要不斷覆述與記憶那些所謂「大人物」的豐功偉業或極罪至惡，然後為此爭論不休，而得了便宜的，始終不會是我們這些歷史洪流中的無名小卒。
但誰能評斷我們每個人先祖的生命經驗不值一哂？誰又有資格輕忽我們每個人真真實實的喜怒哀樂的感受？所以我要寫下自己的故事，就像每個人都可以寫日記、作筆記，每一個文本都應該是等價的，「蔣中正日記」不會比你我的私密書寫更偉大。
故事一：「你過來」（1987）
我以前念的是台北縣的一所國中，就像大部分的學校都設置有偉人塑像，我們學校的偉人塑像放在行政大樓穿堂。有一次上課鐘響，我快速奔跑回教室，在經過穿堂的時候，突然聽見一聲「你過來」，我回頭望見訓導主任的嚴厲眼神，他訓斥我沒規矩，怎麼經過這裡卻沒有放慢腳步？在他要我向偉人塑像鞠躬致敬之後，我才被放行並緩緩地走回教室。
當時國中男生是有髮禁的，面對上述的情境也說不上厭惡或反抗，至於要思考關於威權體制或偉人崇拜的議題，那就跟頂上的三分頭一樣：「沒法（髮）度」，畢竟滿腦子都是聯考與升學。
來源：作者自攝
故事二：「就這樣好不好」（1997）
1997年，我開始撰寫碩士論文《製作孫逸仙、蔣介石－台北市立各級公立學校內偉人塑像設置之研究》，透過實際的田野調查與訪談，以攝影和文字詳實地記錄了當時台北市244所公立學校內的偉人塑像，除了孫逸仙和蔣介石外，還有不少的孔子塑像和其他與個別學校相關的人物塑像。
在田調過程當中，我總會透過學校警衛來徵詢校方對我攝影的許可，大部分學校的教師和行政主管都沒有什麼意見，在陪同過程當中我也會進行訪談。倒是有一次在某所國小和警衛詢問時，他將我帶到了校長室，只見桌上泡著兩杯熱茶，而校長笑瞇瞇地對我說：「研究生寫論文很辛苦啊，來，先喝茶。」我頗感意外這突如其來的善意，在感動地喝完熱茶之後，校長說：「這個照片就別拍了，就這樣好不好，來，那個警衛待會陪同學出去。」就這樣，我那次的田調一無所獲。
當時解嚴已過了十年，但對於「偉人」議題之相關討論依然高度敏感，只是事實上已有許多校園裡的塑像逐漸從中庭花園、穿堂等地移除，而我也必須得到校方允許才能去地下室或倉庫裡拍攝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