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美國商會日前發布《2017商業景氣調查》，報告內容幾乎堪稱「了無新意」─而這個「了無新意」，正是台灣該感到慚愧、檢討之處。
對台灣的投資環境與經濟問題，報告中最重要的有兩件事：一個是被列為首要顧慮的「繁冗的行政作業」、另一個是「邊緣化危機」。除了新提了勞基法修法問題外，這些問題沒有一個是新的問題，但多年來反覆出現在歐、美僑商會或其它投資環境評估報告中，顯然冉冉十多年已過，台灣對這些問題是毫無改進、甚至尋找不出一個解方。
以「繁冗的行政作業」，從李登輝擔任總統時代開始，就從不間斷的出現在質疑台灣投資環境的報告中，最「經典」的案例，當然是遠雄當年在花蓮的2大重大投資案─因為政府各單位的公文往返、推責、「責任共同分擔」思維，海洋世界籌劃7年，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單位，一共蓋了817個章，才能上路開始動工；理想渡假村「更上一層樓」，籌劃12年，蓋了2500個章才過關。
當時的行政院長蕭萬長為此在參與動工典禮時忍不住以「驚嘆、歡樂、感動」名之；而這項堪稱創下全球政府紀錄的「蓋章能力」，也引發各界檢討─從總統、院長再到經濟部長、經建會主委紛紛表示一定要精簡行政程序以改善投資環境。
10多年前，美僑商會就批評說：「美國商會中幾乎每一個委員會，都曾抱怨過台灣政府的官僚文化、效率低落」。結果是台灣經歷3次政黨輪替、總統從李登輝到陳水扁、馬英九再到蔡英文，行政院長更是更替超過10人，「繁冗的行政作業」依然如故，官僚單位的「頑強」讓人驚嘆。
「經貿邊緣化危機」的情況相同；至少在阿扁任內，美僑商會的報告中已開始提醒、警告說，如果台灣自外次區域整合，未來將面臨邊緣化危機。當年美僑商會主要是指台灣不能自外於中國，沒有大三通，台灣有邊緣化風險。之後雖然三通已實現，不過台灣在這波全球的簽署FAT與區域整合潮流中嚴重落後，現在則是兩岸關係又陷僵局，台灣又日益封閉。
美僑商會就指說：「有許多因素造成美商投資意願下滑，包括全球性及台灣本土經濟成長遲緩，以及對於台灣在加入國際貿易協定所面臨被邊緣化的不確定 性。」
事實上台灣面臨的這些問題可能較過往又更嚴峻難解。以台灣的民間投資問題而言，現在已不僅只是要面對官僚體系「繁冗的行政作業」而已，稍有規模的重大投資，大概都難逃各種公民團體的監督；這些公民團體有理想之外，更是獨沽一味的堅持其理念，不論是空氣與水的環保問題、土地開發強度、文化資產，甚至「保護弱小產業」等，都可能成為公民團體反對開放與投資的理由。不論是政府或企業都難突破這些困難。
經貿邊緣化問題則是早已存在、於今為烈、未來難解。馬政府要以兩岸貨貿、TPP解邊緣化危機；中國已是全球第2大經濟體，占台灣出口的4成，當時貨貿談判已接近完成；如果貨貿上路，確實大有紓緩邊緣化危機之效。但政黨輪替後，貨貿確定胎死腹中，蔡政府尋求以TPP為解方，但一來台灣尚未被接受加入，從接受到與各會員國繁複冗長的談判結束，即使一切順利，在蔡英文四年任期中亦難見到台灣加入TPP，TPP是緩不濟急。二來在川普上台、美國退出TPP之後，TPP已不知何去何從；就算台灣3、4年後加入TPP，其效益已大遜過往。
十多年下來，許多問題依然存在、難以改善進步，國內惡質的政治環境是重要原因，在野黨對跟執政黨作對、拉下對方的興緻與能力，永遠是遠遠高於讓國家進步、推動正確的政策。蔡政府上台以來，被譏為「髮夾彎」的政策已堪稱罄竹難書；但國民黨也別忘了，自己過去也走過這條路、現在則是再次回頭走此路。台灣在兩黨拉扯中只能原地踏步，更慘者則是社會遭撕裂。
如果明年、後年、甚至大後年，外僑商會再發表報告時，這些問題依照如故在列，不必太訝異。也許，這是台灣選不出好的政治家的宿命─以及「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