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駐台代表處代表游亞旭19日在「國際大屠殺紀念日」表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讓他聯想到「教育、責任、紀念、及哀悼」，兩個月前新竹光復中學事件，凸顯出大屠殺背景下教育的重要性，也讓他聯想到「責任」，「我們大人必須為我們孩子的教育負責；這是『我們的』責任。」
大約10年前，已故的匈牙利籍猶太裔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同時也是納粹死亡集中營的倖存者卡爾特茲（Imre Kertész），曾從另一個觀點談論到紀念猶太人大屠殺的重要性：「在歐洲，猶太人大屠殺歷史記憶被壓抑且言論不得完全申張的區域，其民主發展相較於能自由談論且相關研究可創建出一種精神領域的其他區域更加困難。」
「紀念猶太人大屠殺歷史 是贖罪與和解」
游亞旭說，德國與以色列之間和解是可以達成的，一個能夠在歷史上被稱為奇蹟的事實，這個奇蹟不單單依靠政府的力量達成。公民社群、非政府組織、各級學校、私人組織以及宗教團體都參與締結友誼的活動。他親眼見證交換學生計畫如何帶來年輕德國與以色列學生的交流，雙方如何一起到猶太人大屠殺紀念地拜訪。紀念與研究猶太人大屠殺的歷史不只是種歷史教育也能從中汲取教訓，同時也是贖罪與和解的行動。
游亞旭說，600萬萬猶太人在大屠殺中被納粹和其黨羽謀殺。六百萬是一個龐大到我們難以想像及理解的數字。它所代表的實際意義：1個人……另1個人……第3個人……1位教師……1位店主……1位醫生……1位母親……另1位母親……1個小男嬰……1個女學生……600萬倍……600萬……，它讓猶太人花了70年的時間來恢復大屠殺之前曾經存在於世界的猶太人口。
游亞旭說，過去科學種族主義一開始只被用在猶太人身上，猶太人被納粹視為邪惡之源，因此註定要被趕盡殺絕。納粹是一直到後來才用優生學和其他扭曲的想法來作為藉口，用以滅絕被他們視為低等或是對社會造成負擔的族群。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被迫使在一個死亡工廠中工作，同時，這些人的同胞在工廠中被殺害。
游亞旭表示，新竹光復中學事件讓他想到「責任」二字，這個責任必須從群體及個人兩個方向去著手。就群體責任而言，這是文明世界裡每一個政府的責任，必須確保教導大屠殺的歷史，教導這件事實以及道德價值觀，這是這個學習過程中完整的一部分。至於個人責任的部分：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應盡的道德義務，必須去學習、閱讀以及記住這場可怕的經驗，不論當時我們是否在「那裡」，我們都是這可怕經驗的一部分。
游亞旭指出，我們的辦公室最近開始和以色列官方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密切合作，推動一項教育方案，冀望這項方案也能在台灣這裡實施。類似的方案已經引進大約60個國家中，台灣政府在這方面所採取的措施也令我印象深刻。當許多大屠殺見證者逐漸凋零，這個方案將加強大屠殺歷史記憶的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