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學位後生病,人生會是彩色的嗎?」 詹長權:大人蓋了不該蓋的學校

2016年08月25日 09:30 風傳媒
台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25日舉辦「煙囪下的童年─高汙染工業區鄰近國小的健康權與受教權」座談會,針對雲林麥寮橋頭國小許厝分校與台塑六輕汙染源的事件進行沙龍座談。(陳耀宗攝)

台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25日舉辦「煙囪下的童年─高汙染工業區鄰近國小的健康權與受教權」座談會,針對雲林麥寮橋頭國小許厝分校與台塑六輕汙染源的事件進行沙龍座談。(陳耀宗攝)

距台塑六輕僅900公尺的橋頭國小許厝分校學童,早在2014年8月被驗出體內含有一級致癌物氯乙烯單體(VCM),8月22日行政院宣布要遷校,卻遭學童家長反對,原因是許厝分校有較好的硬體設施,雙方產生歧見。台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24日晚間舉辦座談會,台大公衛學院教授詹長權表示,全麥寮村沒有人的家比這個學校更接近六輕,他批評現在不是「回不回」學校,而是「不該去」的問題!大人蓋了不該蓋的學校,「健康權、教育權哪個重要?」

台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25日舉辦「煙囪下的童年─高汙染工業區鄰近國小的健康權與受教權」座談會,針對雲林麥寮橋頭國小許厝分校與台塑六輕汙染源的事件進行沙龍座談。

台塑六輕原該在填海造陸 如今全在陸上

長期關心該議題的詹長權先是指出,六輕最早在1998年完工,隨即於1999年開始大量生產,但當時還沒有《環境影響評估法》,不過當時認為六輕對於環境的衝擊在可以容許範圍內,但他並不同意,當初所說沒問題的環境根本不是現在這樣,當初要求六輕要隔離水道800公尺,因為會生產汙染物,如今只剩100公尺,本來應該是蓋在填海造陸出來的土地上,如今根本在陸地上。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詹長權。(陳耀宗攝)
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詹長權表示,當初要求六輕要隔離水道800公尺,因為會生產汙染物,如今只剩100公尺。(陳耀宗攝)

詹長權接著說,許厝分校新址最大的問題在於,它是在六輕已經建立的十幾年後,於2013年以舊址過於老舊為由,在本來應該作為隔離汙染的木麻黃林綠帶剷除,將許厝分校新址蓋在上面,「舊址離會產生VCM的工廠2300公尺,它的新校址是900公尺」。

詹長權:想找出六輕專屬的汙染指紋 檢測出VCM

致癌物氯乙烯單體(VCM)是如何被檢測出?詹長權說,當初他想知道什麼汙染物是專屬於六輕的「汙染指紋」,因為石化工業跟火力發電廠的污染有時候會跟交通汙染重疊,經過檢測後發現,VCM就是這個污染物,因為當地只有六輕有氯乙烯槽,但VCM不好檢測,它比空氣還重,離開工廠後就不好測,所以最後就是用檢測學童尿液的方式,學童一天會吸進多少,總和會反映在尿液上。

詹長權指出,VCM最容易侵襲肝臟,會產生出肝血管肉瘤與肝癌,當汙染物暴露量大到一個程度時,肝功能就容易異常,特別是在6至11歲的孩童身上,「這不是風險,是危害!」他批評,許厝分校是根本「不該去」,而非「回不回」的問題,是大人蓋了不該蓋的學校,學校硬體好不代表其他學校不能蓋出一樣好的硬體。

拿到學位後開始生病 人生會是彩色的嗎?

詹長權還說,他已經花了好幾年的時間說不該去那裡念書,如今抗議的當地家長卻認為不去那邊唸書就不能好好念書,「我怎麼會不知道教育的重要,但是健康權、教育權哪個重要?」他說,只有教育、沒有健康可以幹嘛?拿到學位後開始生病、肝不好,人生會是彩色的嗎?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詹長權(左)、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桂田(右)。(陳耀宗攝)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詹長權(左)說,只有教育、沒有健康可以幹嘛?拿到學位後開始生病、肝不好,人生會是彩色的嗎?(陳耀宗攝)

現場有民眾提問,到底該如何證明病症就是特定汙染物導致,詹長權說,醫學是實證科學,醫病間很少有一對一的關係,慢性病更是很漫長的事情,「彰化縣大城鄉有肺癌,宜蘭縣冬山鄉也有啊,但大城鄉就是六輕多貢獻了些」,他說,不該以無法認定百分百致病就說不是汙染物的問題,「30萬人在雲林沿海,難道要30萬人都去做才能回答嗎?」

許立儀:我住的地方是台灣社會階級最低的地方

「我住的地方是台灣社會階級最低的地方」,台西村反污染自救會成員、彰化大城鄉受害感染戶代表許立儀說,當地居民沒有足夠能力認知此事,所謂的村長、鄉長還會綁架這些家長,讓要站出來的人會因社區壓力而退縮,「我們都是被淘汰掉的階級才留在那裡,請問這些人怎麼會有能力去理解汙染物?」

台西村反污染自救會成員、彰化大城鄉受害感染戶代表許立儀。(陳耀宗攝)
台西村反污染自救會成員、彰化大城鄉受害感染戶代表許立儀說,當地居民沒有足夠能力認知此事。(陳耀宗攝)

許立儀批評,這個政府與社會,不應該是有能力的人要等沒有能力的人聚集起來,才能做好決策,「每次都講說地方要有共識才能做決策,什麼時候那麼民主了?」她還說,現在不該是政府期待沒有能力的人去告訴有能力的人該怎麼做,她現在所處環境,就是一堆自欺欺人的人生活在一起,然後再欺騙別人。

許立儀也說,台塑六輕這件事就是缺少政府的參與,正常來說,發生這種汙染物的事情時,環保署就該第一時間進去看VCM廠到底發生什麼事,她表示並不是要為難在六輕上班的1萬多名員工,而是政府角色應該更清楚,到底國家標準是如何建立,「很多人說要有更多研究,但連我們身上出現的重金屬都還沒交代」。

周桂田:不該讓弱勢的人教政府該如何做

台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桂田表示,這件事應該是政府去監測源頭,看看是不是要透過末端流行病學角度,來強化源頭監測,他還諷刺台塑一直稱自己合乎檢測標準,「那我們就應該做監測與管制,還台塑一個清白。」他指出,一個進步的國家應該要知道如何進一步處置,而非被動讓一群國家發展下弱勢的人站出來講話,才能做決策,「這樣的政府不是進步,也不是最會溝通的政府。」

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桂田。(陳耀宗攝)
台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桂田表示,一個進步的國家應該要知道如何進一步處置,而非被動讓一群國家發展下弱勢的人站出來講話,才能做決策。(陳耀宗攝)

周桂田說,根據1992年里約高峰會上所提出的「預警原則」,亦即科學上雖不能確定,但似乎可能有所損害的狀況時,就應該採取相關行動。他說,目前的情況就是透過「預警原則」先讓暴露在汙染源中的學童離開該校,接著再從積極面去管制,進行更多的監測,這才是政府應該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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