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及日本、南韓等亞洲國家生育率在全球敬陪末座，各國為了解決少子化的「國安問題」，無不祭出一系列獎勵生育措施，但似乎都未能提振低迷的生育率。人口學專家、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貝斯圖對此直言，人民不是不想生小孩，而是社會結構不能滿足生兒育女所需的條件，政府的催生政策也許根本搞錯了方向。
「年輕人自私不生小孩 」真的是這樣嗎？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主辦的「台北沙龍」26日邀請貝斯圖（Stuart Gietel-Basten）以「不生孩子是國安問題嗎?從台灣和亞洲『少子化』現象談起」，從社會政策、文化、性別等各個層面，審視亞洲各國的人口問題以及少子化現象。
長期研究亞洲人口問題以及因應對策的貝斯圖表示，各國政府皆把少子化視為國家的嚴重威脅，單身者成為官員口中應該被檢討的對象，「年輕人只顧享樂，不願負起責任建立家庭、生兒育女」的論述更相當常見，而對於已婚者，政府也祭出各種「催生」福利，但無論是發放津貼或增加托育設施，卻都成效不彰，亞洲各國仍繼續競逐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寶座」。
「民眾不想生小孩，導致少子化問題」的因果推論乍聽之下十分合理，但貝斯圖指出，調查結果顯示在上述亞洲國家，大多數民眾仍然渴望建立穩定關係，「兩個恰恰好」的理想生育子女數也深植人心。因此貝斯圖認為，少子化的成因並非人民不想生小孩，反而是一連串社會問題交互作用的結果，使得民眾的期望（生兩個小孩）與現實（在1左右徘徊的生育率）之間形成落差。而「花錢鼓勵人民生小孩」這條路之所以行不通，也是因為沒有確實對症下藥。
現行政策偏重提高生育率數字，治標不治本
貝斯圖進一步表示，現行政策過度著重於提高生育率數字，但充其量只是治標不治本，從宏觀的制度層面到微觀的心理因素，社會中存有太多阻礙民眾生兒育女的阻礙，除了最顯而易見的金錢花費，更要付出許多隱藏的機會成本。舉例來說，生育不但使女性的職涯中斷，影響未來升遷發展，在高工時、加班盛行的職場文化之下，育兒更增加女性勞工不適任的風險。
而即使台灣的性別平等程度已排名亞洲前段班，家庭內的性別分工仍相當傳統，育兒、家務等責任大多仍由女性承擔，令承擔職場與母職雙重壓力的女性疲於奔命。貝斯圖舉自己在台灣進行的訪談為例，不少女性抱怨丈夫回家後就自顧自滑手機，毫無身為父親的自覺，讓她們就此打消生第二胎的念頭。
因此，貝斯圖認為，政府該解決的問題並非低生育率本身，而是如何透過更全面地考量、制定政策，營造更能滿足民眾需求的社會，以此弭平理想和現實的差距，若能使民眾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生育率也許就自然而然提升。貝斯圖也表示，政府如果要鼓勵生育，應建立不分族群的支持體系，「無論是單親媽媽或同性伴侶都能安心生養孩子，這才是解決少子化的方法。」
